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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章历史文化的“七驾马车”
——《阿西里西三部曲》序言
王浩波（贵州赫章县文旅局长）
夜郎大遗址，阿西里西风。
此乃贵州赫章文化旅游定位所在。
阿西里西，作为赫章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化元素与代表，堪称赫章重要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品牌。
《阿西里西三部曲》是唐方立到赫章县夜郎文化研究院工作之后，对赫章历史文化进行再度研究，然后以长篇小说的方式，把赫章历史文化转化为文艺作品的一种尝试。
《阿西里西三部曲》包括的三部长篇小说，均为赫章历史文化题材作品。
《乌蒙回旋》是关于红军长征在赫章的红色故事重点就是红二、六军团以赫章为中心，进行的乌蒙山回旋战。
红二、六军团乌蒙山区回旋战斗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战役，是红军作战史上比较成功的运动战战例之一。
乌蒙山区回旋战，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红军在绝境中勇闯胜途，是红军长征八大战役之一，是长征中指挥艺术的又一次神来之笔，是中国工农红军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红二、六军团转战乌蒙，取得的辉煌战绩。
赫章是革命老区，正是缘于红二、六军团乌蒙山回旋战。
那么，对于乌蒙山回旋战这个革命军事题材，唐方立的写作方式主要就是以红二、六军团的乌蒙回旋战行程为线索，把当时赫章的有关历史人物与事件串联起来。他不是专门叙述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进行长征的“战斗故事”，也就是不只讲“打仗”的事，而是以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进行长征的“战斗故事”为主线，同时串联赫章民国年间的山川风物与历史云烟，特别是把赫章民国年间的风云人物串联起来。
《支嘎阿鲁》是关于赫章民族文化的一个玄幻故事。
唐方立的长篇小说《支嘎阿鲁》，无疑是以现代汉语的方式，对彝文古籍叙事史诗《支嘎阿鲁王》的再创造。
支嘎阿鲁是彝族历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王，其影响遍及西南各省广大彝区。
根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有关支嘎阿鲁的记载，支嘎阿鲁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4000 多年了，他的活动地点主要在云贵川三省毗邻地带。
支嘎阿鲁是一位典型的彝族古代圣贤，他是王，也是布摩，还是天文学家和历算家，多才多艺。他带领人民战天斗地，治理洪水，发展农耕与畜牧,求生存，谋发展；他曾经统一规范过释文这种古老的文字；他箭射日月，修天补地，伏风降雾，降妖捉怪，测量天地，定下九鲁补八鲁旺，划分山野，命名天地，抗击瘟神，使用隔离法医治瘟疫……
显然，唐方立的这个《支嘎阿鲁》浸透着明显的古代彝族传统文化元素。不过，这个玄幻故事仍然折射出明显的“历史片断”，或者说历史的真实，让我们诗意地看见了远古西南地区，彝族先民的某种生存状态。
《可乐神角》是关于赫章夜郎文化的历史神话故事。
其主要内容，就是夜郎古国秘境大揭秘、西南古彝文化大寻踪、史前智慧生命大猜想、历史神话科幻大合融。
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乐神角》是对彝文古籍《益那悲歌》的现代演义。
不过，唐方立将《益那悲歌》中关于益那神角的悲剧故事与汉文献中关于夜郎古国灭亡的记载相结合，创造出一个新鲜的可乐神角故事。
夜郎乃楚哪蒙，都城可乐洛姆。
《益那悲歌》载，鄂靡与益那展开水火石鹰虎战，鄂靡败。鄂靡祖摩（君长）鄂阿那收买益那谋臣苦苦诺，再战，益那败，益那祖摩局阿邪战死，其妻玛依鲁带子女邪首隆与迷喜菇逃往他乡。邪首隆历经千难万险，得到远古兵书与天庭神角，调动天兵，收复益那。但因迷喜菇误将神角换给鄂靡奸细，天兵变成石林。
汉文献载，末代夜郎王兴（彝文为莫雅邪）与漏卧、钩町三雄争霸，汉使调停未果，兴被杀，夜郎国灭。
彝文古籍叙述历史，常用比拟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益那悲歌》中关于益那神角的叙述，据说就是关于夜郎古国灭亡的叙述。
因此，唐方立据此突发奇想，将以上两种记载合而为一，诗意地想象了夜郎古国的灭亡，这一充满历史神话诡秘云烟的过程。
至此，加上唐方立以前写的《夜郎三部曲》《大韭菜坪》，共有七部长篇小说，均为赫章本土历史文化题材作品。他把它们戏称为赫章历史文化的“七驾马车”。并说，虽然“七驾马车”极其粗陋，但是对他来说，它们可以运载那些越来越远的透明、温暖、乡愁以及沧桑。
畅饮阿西里西，醉美夜郎赫章。
祝愿赫章这片乌蒙高原热土涌现越来越多的各类本土文艺作品，共同打造阿西里西文化品牌，为赫章旅游高质量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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