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恣肆，再现历史

——《汉川英侠传》序

蒋九贞

梁成琛是我的密友之一，他与梁小青合著的《汉川英侠传》即将正式出版发行，嘱我为之作序，无论我手头有多少事情要做，都断然放下，立即通读此书稿，读后颇有感慨。

梁成琛是中国煤矿作协会员，江苏作协签约作家，参加过鲁迅文学院、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中国作家》研究班的进修学习，对党史、抗战史、地方志、谱牒文化和民俗文化均有所研究。其著作颇丰，尤其纪实作品突出。在徐矿作家群中，梁成琛是公认的纪实文学高产作家。他已出版的22部著作中，纪实文学就达14部。就我所知，他退休后的近几年，每年都有一两部作品面世。就是这几年，他还参与全国梁氏文化的研究工作，足迹神州，见闻多多，这对丰富他的阅历和写作资源，是极好的。本书应该即为其走访之收获无疑。

梁成琛与梁小青合作，选择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题材，并把辛亥革命这个众多关注的主题赋予新的视觉，描绘出一幅崭新的丰富多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说到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到武汉。武汉近代城市文明之积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培植了土壤，而辛亥革命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并提升了武汉。作为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则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然而武昌起义的成功却离不开“汉川起义”。“汉川起义”在武昌起义次日，是第一个策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县。以汉川马口人梁钟汉等为首的一批革命志士，打响策应的第一枪，发动了夺取清政府汉川政权的革命行动，建立了湖北第一个军政分府，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壮丽的一页。

清末期间，汉川先后有五十余名青年学子留学日本，大多数人均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等领导的革命组织。梁耀汉、黄警亚、邹幼云等人参加“义勇军铁血团”;冯亚佛、向岩、梁钟汉等人是同盟会成立伊始的早起会员;梁钟汉、梁耀汉、岑伟生、向岩、祁和江、张伟、黄绍白、黄同生、冯亚佛等三十多人先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这些汉川籍青年才俊，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宣传反清思想，唤醒民众，号召革命。《汉川英侠传》紧紧围绕中国近代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惜牺牲一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即中国魂这个题旨，以整整100年(1858年——1958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以辛亥革命及三次汉川起义为脉络，以汉川马口“梁兴茂”家族成员在革命战争年代错综复杂的故事为主干，用详实的史料全景式地再现了近代革命的艰难历程，艺术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提供了很好教材，也为解决今天年轻人头脑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提供了答案，并填补了汉川辛亥革命文史的某些空白。同时也填补了辛亥革命研究中民军研究的一项空白。

同时我以为，《汉川英侠传》在艺术上亦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对整个纪实文学世界提供了一个范例。首先，在纪实文学里，描写如此庞大的群体和波澜壮阔场面的很少。在纪实文学家族中，《汉川英侠传》属于非虚构文学范畴，是一种文史与文学结合的有益尝试，具有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等“五性”特征。据我所知，本书第一作者梁成琛过去的纪实作品大都是写单一的人物，配以其他人，以一个人做主轴叙事。这种方式比较简单，单线行进，辅以旁支，铺陈事件，容易掌控。而宏大结构的作品，宏大场面，人物交叉，变化无数，枝节纷乱，根虬叶繁，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叙述混乱，逻辑不通，失去重心，搞不清简繁轻重，把群像变成乱象，以致失败。但是，《汉川英侠传》全书23章102节，加上前边的“楔子”和后边的“最后的绝唱”，一共104节，层次清晰，主次分明，其中节与节之间，有递进关系，亦有平行关系，有几节描写一人一事，亦有一节讲述多人多事，无不有致，可谓匠心独运，既见格局，又见文采，乃为大气之作。

《汉川英侠传》的语言特点也是鲜明生动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述语言的准确性。且不说对于汉川以及马口的介绍，也不说对于一些事件的概述，就单说对于人物行为的描述，也是非常之准确。如对老一辈人梁家茂的描写，“梁家茂聪明能干，善于经商。他凭借马口镇的地理优势，在洋货与土特产的集散转运贸易过程中，把生意越做越大，并涉足诸多行业，使“梁兴茂”一跃成为马口镇的首富。”“梁家兴和梁家茂深知他们虽有‘财势’却无‘权势’，为了赢得民心，必须做到乐善好施。他们凭借手中的财势，在乐善好施中也为自己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接着，便是“他们慷慨出资，编修家谱，祭祖扫墓;他们不停地捐资，救孤救寡，扶困济贫;他们大做善事，在全镇修桥修路，筑堤坝防水患;他们不吝出资，施药材医病救人，施棺木安葬孤寡;他们购买了大批麻石，将马口街上的泥巴巷、碎石路翻修，铺上清一色的条石;他们整修各条街道，从此正街、下街、上街、横街、背街都平平整整，店面粉刷一新，光洁明亮，店面店铺都引人注目。”这些行为语言，准确而明快，词达意尽，何其简洁利落。二是语言本身的鲜活性。语言鲜活不是仅指语言的有趣和活泼，也不是比喻的堆砌，用过去一位老作家的话说：要想文章写得好，少用形容词是一个诀窍。语言灵动，具有生命力，一般也就有了鲜活性。上边的引文也可以拿到这里作为例证，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再引用其它。三是人物对话的文学性。我想随便摘引一段对话以说明。梁钟汉听人议论，说他是长毛之后，私下里问母亲吴氏，吴氏告诉了他实情，是恶霸地主刘善之逼他们走投无路，伯父才带着三叔、四叔投奔太平天国。书中有段梁钟汉和母亲的对话对展示主人公内心世界颇有特色：

梁钟汉：“父亲呢?”

吴氏：“你父亲只好留家，你伯父等临行前，曾叮嘱老大、老二、老三力求上进，不要再受财主欺压。于是，你父亲忍气吞声，埋头精学医道，兼营商家。梁家本有兄弟七人，你排行第五，耀汉第六，辉汉最小。伯父等临行前，曾叮嘱你大哥、二哥、三哥将来长大以后，都要力求上进，不要再受财主欺压!”

梁钟汉：“后来呢?”

吴氏：“因遇灾荒之年，你大哥、二哥、三哥因瘦弱多病，不久相继病故。”梁母将带这里，悲愤交集，伤心地哭了起来。

正是这一次与母亲的对话，让梁钟汉和弟兄们种下了复仇的种子，有了他们以后的革命言论和革命实践。

《汉川英侠传》在创作技术上做了有益的探索。技术，也就是技巧。作者运用了他们在这种体裁中能够运用的一切手段，作了种种尝试，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利用文学方法，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还原历史真相，具体而真切讲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保持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经过和情节的真实性，同时对一些细节在深挖资料的基础上，予以合理想象和形象描绘，是纪实文学允许的。纪实作家充分利用这一“特权”，使作品血肉丰满，有现场感，无可厚非。《汉川英侠传》的作者们做了很好的实验，这个实验是成功的。我相信，读者诸君在读这部书以后亦会与我同感的。

另外，历史感的强烈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自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成为经典，后来的作家们很喜欢以100年为写作的时间空间书写他的著作，恰巧，《汉川英侠传》写的也是100年，从1858年到1958年，历经三个朝代，三种社会制度，要把好这样的叙事时间漫长的脉搏，谈何容易!要知道，这是一部二十几万字的纪实文学，如果从百年历史这个角度说，它的文字又太少太少了。但是，作者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化用编年史和二十四史家族志的方法，简繁得当，主干明了，把极简的叙事和极细的描写结合起来，整部书写得曲折、生动、抓人心、启正思、得智慧。

《汉川英侠传》以简练然而汪洋恣肆的文势，再现了那段风云突变悲壮无比的历史事实，十分难能可贵。希望二位梁先生把此作作为新的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愿在不久后再读到他们更有分量的巨作，为中国纪实文学献出一份又一份精神大餐。

(蒋九贞，作家，评论家，文史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