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几乎同时期传播到阆中，两晋时已很盛行。阆中滕王阁之舍利塔，建造于公元四世纪，迄今为全国鲜见的佛塔，已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晋代的范材是阆中最早的佛教人物，卜占祸福皆有验，引起了帝王的关注。南齐、萧梁时期，阆中诞生了高僧释宝海、释宝渊，师事佛教《成实论》，于巴蜀大弘讲肆，使佛教兴盛。隋唐时期，阆中乞儿岩石窟、涧溪口石窟中，各有神态各异的千余尊小佛和唐代阆中城东大像山大佛背后的四千尊小佛，在全国皆为罕见。阆中的开元寺为隋文帝命修之名刹，阆中大佛寺亦是帝王钦赐寺名。阆中唐代还出了释怀空、释行遵、释法融、宣什等名僧。建于东晋，宋太祖赵匡胤以香城之名赐匾额更名声大振，其五百罗汉堂乃全国最早者之一。明清时期，阆中佛教虽面临社会动荡和战乱，仍然不衰。地方志《四川通志》、《保卫府志》、《阆中县志》均有记载。其实，最著名的佛寺乃观音寺，为巴西最大丛林，而佛教名僧湛宽、破山海明禅师、丈雪通醉高僧在阆中弘扬佛法，影响深远。阆中在全国佛教文化低迷态势中，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佛教兴盛的一帧别样景致！

时空进入二十世纪和新世纪开启的百年中，阆中佛教文化经历了过度、厄运和平稳发展三个时期：即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初始阶段（阶级斗争为纲、十年文革动乱）和改革开放时期，佛教文化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国家兴，则佛教兴。从一定意义上讲：“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朝着汉化的方向前进了”（白话文《汉化佛教与佛寺》第4页），这种汉化，表达了佛教在中国的生命力，内核在它的中国化。“具体地说，就是它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没有这种融合，要想在中国立柱脚也是不可能的”（《白话佛经》第8页）。佛教文化在阆中千百年来的传播、发展已经载入史册。今天，将它在本土的渊源脉络加以稽考、寺庙胜迹加以厘清、佛事僧人加以梳理、现实气象加以客观的记叙等等，旨在进一步发掘丰富地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让个人行为永远是善举，这即是编著者从中领悟的人生精神。

该书于2014年1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