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范仲淹》一书是作者沙口老师近年来创作的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作者收集了大量范仲淹的文献资料，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和尊重历史的视角，写出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对范仲淹的一生做了全方位的刻画，他用文学的语言、历史的轨迹和深刻的剖析，将这位《岳阳楼记》作者的思想及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讲述了出来，将一个亲身履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历史人物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

    大约是六年前，作者出差到岳阳等地，结识了几位朋友，每每谈及范公的为人与为政，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感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闲暇之余，便常登岳阳楼，寻思古之幽情，望洞庭之浩淼，感悟古之先贤、骚人迁客登楼赏景的多味情怀。时间一久，便萌生了创作该书的想法。

    该书于2015年9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沙口，湖北洪湖人，原名谢银海。此书付梓，已60岁。

基本信息

作    者：沙  口

出    版：中国文化出版社

总 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北里甲1号

责任编辑： 徐  荣

印    刷：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28.80元

作品导读

    几天来，仁宗一直在静静地思考着。

    从太祖到真宗，三朝之间皇权更替的诸多矛盾与乱象，既是导致朝野拉帮结派、正消邪长的必然成因，也是造成国家府库空虚财力枯竭的困顿之源，更是捆绑皇室几代人的精神桎梏。不斩断这条无形的枷锁，朝野上下就很难形成积极向上的统治合力，更难有上下同心励精图治的崭新局面。

    可又从何入手呢？仁宗反复地斟酌着。

    遍观目下朝廷，所有乱象之中，尤以吏治腐败为烈，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整个统治阶层内部，俱是一个个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沆瀣一气。且数量之大，已到民以难养。

    宋立国之初，全国文武官员仅9785人，现已增至17300多人，几近翻了一番，这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一大批京官、使臣。仅以京官论，宋初太祖时，不到300人，真宗天禧年间，增至4200多人，到本朝，已  高达10000余人，这还不含宗室中等一大批官员。若全部算上，又是以千数为计。

    如此之多的官员，均由朝廷供养，且又厚薄极为悬殊。侍从以上官员，俸禄高得惊人，以至子孙不事仍可膏梁百味。而占文官总数五分之四的下级官员，俸禄则低得难以敷出，只能靠另谋他途养家糊口。不良者，则更是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以至于百姓负担日重，民不聊生。再加上税赋严重不均，豪绅与官吏勾结，偷逃税后的补充，又强行向中小农户与无地佃农摊派，使得天下“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这种极大的不公，又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纷纷抛荒逃离，到庆历元年，各处流民已累计不下百万。

    仁宗拿起户部的奏章，一串串的数字直刺得他眼痛。

形势严重如此，那些文武百官都在干些什么呢？他不敢想象，也不愿想象，朝廷每年那么多的银子，养的居然都是些昏官、庸官？整个官吏队伍，竟然是明哲保身的多，锐意进取的少；贪赃枉法的多，廉洁自律的少；敷衍苟且的多，敢于担当的少；养尊处优的多，任事负责的少；同流合污的多，正直贤良的少。

    仁宗恼怒地在龙案前踱来踱去，脸憋得通红。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一个要励精图治，要有所作为的君王，他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往轻了说，是自己无能，往重了说，危及的是自己的统治，甚至是王朝的长治久安。而现在，危险就在眼前，先帝创业不易，他不能让这万世的基业毀在自己手里。

    此刻的仁宗，恨不得立马就推行新政，让整个朝廷振作起来，欣欣向荣起来。可人才呢？谁能为新政的旗手，谁又是推行的猛士？

    这可不是儿戏。十一年冷宫的压抑生活，炼就了仁宗善于忍耐的性格。亲政十年，他一直在观望着、揣摩着。他需要有一批正直贤良之士，聚集到自己身旁，成为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与干练之臣。他更希望有一个契机，统一朝野之识，燃起人们对新政的热情与向往，使之能顺畅进行。

    与西夏长达五年之久的战争，是灾难也是突破口。战争暴露的问题所引发的巨大伤痛，百姓不堪重负所引发的民变四起，刺激着仁宗的神经，也激发着他励精图治的雄心。

    这些日子，仁宗天天如坐在火山口上。各地来的奏章，述说的几乎都是同一问题，不是兵变，就是民起。

    山东沂州（今山东临沂）军卒王伦不忍压迫，发动兵变，率领部分军士与沿途农民组成义军，矛头直指官府。转战山东青州，江苏淮安、泗州、扬州等地，开仓放粮，劫富济贫。旬日间，攻城掠地，无有不克，且附者如蚁。

    张海、郭藐山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商山揭竿而起，数日间，就达到了几十万之众，声势浩大，震惊朝野。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一浪高一浪的反抗斗争，一批有识之士，心忧国家命运，情系天下苍生，纷纷上书朝廷，建言献策，企盼改革现状。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集中揭示了当时的诸多矛盾：“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尽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指出国家已“不异五代之时”，内忧外患，岌岌可危。范公也是忧心如焚，早在赈灾江淮和知饶州时，就对朝廷发出了呼吁。在《奏议许怀德等差遣》一书中，坦陈其言：“今四夷已动，百姓已困，仓库已虚，兵旅已骄，国家安危，实未可保。”以一颗赤诚之心，直言皇上，预警示危。苏舜钦更是一针见血地抨击朝政：“二边猖炽，兵帅数败，科率诛敛，天下骚然。”

    这些言辞与奏请，呐喊与呼吁，使仁宗更加深刻地感到了变革的迫切与时不我待。舆情汹汹，民意可用。革故鼎新已为人心所向，除旧布新更成势所必然。仁宗不再迟疑，他要用猛药，下重手，亲自推动这场变革。

    这一年，是仁宗庆历年间，史称“庆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