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生活的再现与提升(再序)——读熊寿昌《黄草恨》、《香根情》小说

郑建邦

80年代以来，对沈从文和张爱玲的重新“发现”，曾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时任《瑞丽江》主编刘俊华先生要我为熊寿昌的小说写一篇评论，因去了成都而作罢。最近读了熊的两篇小说，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主动地要为之作一篇评论。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笔下淌出的历史人生、边疆地区现实社会，这个社会是我在80年代亲身经历的生活，以及妙笔生花的景颇族、傣族、德昂族的原汁原味生活。通过小说主流叙事，使我在小说中看到了熊寿昌从原汁原味的生活再现中的提升精致。

熊寿昌有着得天独厚的创作优势，他长期在瑞丽边疆的边远山区小学当教师，还在县教育局工作过，退休后养过蜂、养过鸡，又在市老年文化协会学习书法、古典诗词，搞摄影，好学是他的天性。当我捧着《黄草恨》、《香根情》阅读时，惊叹不已。读出熊寿昌的小说味来了。少年时，读赵树理的小说、中年时读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小说同样的那种震撼。赵树理有他的“山药蛋”味，周克芹有他的“麻辣烫”味，而熊的小说有他的“洒撇”味。

一、边疆民族乡村叙事中的人物

文学，即是人学。这是千古以来中外不变的真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正在迈向新的桥头堡国际开放经济试验特区的时候，在社会大变革出现的前夜，大雁塘这潭“死水”在千百年来风平浪静之中毕竟泛起了波澜。普通的灵魂开始有了不安的躁动。熊寿昌先生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躁动的脉搏，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捕捉到了变革社会里的脚步声。用沉积的传统手法去探究人的命运与社会的演进。为我们推出敢踏经济这河水的傣族寡妇帅相，以及用生命代价殉情的喊晃和截露。

拾螺蛳、采野菜卖，是帅相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当第一手黄草变卖后，喜出望外的帅相，兴奋得仿佛当年连夜跟随小伙子到婆家，全身心美滋滋的。她认真重复数了三遍，先把属于自己的201元塞进钱袋再放入两乳间，隔着衣服压了压，思想踏实了，但是，黄草主人缅甸温颤的1200元倒使她犯难，家里既没有钱箱，更无钱柜，破篱烂笆，往何处摆，不要说丢失，就是被老鼠啃坏掉都不得了。最后，她把1200元卷成筒，塞进屋里的一竹筒里，用小石头堵住口，再挂上一条破裙子……

首次帮颤温过过手，就得这么多钱，她暗下决心，今后要与这老缅好好配合，俗话说，寡妇三年能做摆!九年后，帅相家彻底变样了。让人不脱鞋不好意思进入，议论多了她亦顾不上，仍和颤温吃在一起，午觉也睡在一起。

这在边城寡妇与一个男子长期固定吃睡是不足为奇的，叫“拼”，称拼夫或拼妇。常听人说，你一个人，不好在，“拼”一个吧。何况，颤温只是从缅甸用牛车载黄草来时，同吃一餐中午饭、同睡一次中午觉。帅相仍是常态下的寡妇。

作家塑造的帅相，力求避开俗常的平庸个性，竭力挖掘潜藏在繁杂的众生世相中奇异而独特的品质，把帅相塑造成经济浪潮涌来时的傣家寡妇，是“新到极点”的人物。

她为了把黄草生意做大，踏进罗锅家，锣锅说：“先上去帮我叠叠被子”。“叠被子”，寡妇知道什么样的下文，为了借到锣锅的钱也就扑出去了!她把钱装进统帕，面对锣锅僵硬地笑笑，走了。

帅相“不安本分”的性格，集中体现在缅人颤温、本寨子“邪富起来”的锣锅的金钱纠葛当中。在帅相的身上，一切傣寨傣规被一扫而光。她对钱好似着魔，毫无顾虑，当她被颤温骗走40万后像竹子里的蚂蚁，啄木鸟已经从外面把竹子啄得空响，急着逃命却找不到出口!她把希望转到了锣锅身上，做他老婆也行。可锣锅借给她这40万，这下胃口高了，不要她做老婆，而是要她出水芙蓉般的女儿喊晃做老婆!

另一根线写了喊晃与载露的种种“青梅竹马”之情，双双一跃，跳到大雁塘成了传统的又一梁山伯与祝云台!成了经济潮流冲击下的牺牲品。

小说人不多，五人个人物都塑造得那么有个性。他们追求经济富裕，过富人的生活的个性意识成为改革之初，大雁塘的一个波澜。以警示后来者，在经济浪潮中严防受骗上当。

《香根情》的两个人物亦塑造得非常饱满。与其说黄草恨的帅相、喊晃、载露是悲剧性的，而香根情则是喜剧性的。边城地区山区农民创造财富、乐观、为了道昂菜的特殊香料而执着事业有成的两位民族老人。与帅相在改革之初的遭遇成为鲜明对比。老人言谈举止、思想活动以白描手法跃然纸上，活画边城民族朝气蓬勃、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鲜明人物性格。《黄草恨》与《香根情》不啻为非常有“洒撇”味的姊妹篇，而且成功地再现与提升了边疆地区民族的精神特质。给读者以文学的享受，抹了一把同情泪之后又哈哈大笑。

二、边疆民族乡村叙事中的风情画

“前面那条山洼叫歪脖子树，我曾多次看到马鹿围着那棵大树转，不知那儿是不是有‘鹿见喜’!腊鲁急匆匆跨到树下，他先看了树，再看树下的马鹿脚印说：“马鹿习惯从这儿走过，每次走过这棵大树下，都要在大树根部蹭痒，看，树根部还粘着一些鹿毛。马鹿蹭痒，相仿城里人搞按摩，会上瘾的。”(《香根情》)“大雁塘，瑞丽江改道所致，方圆五、六百亩，像块巨大的翡翠，把中缅两国连接在了一起。国界线么，国家的地图当然标得清清楚楚，但是，‘天下傣族是一家，’对国界线谁都不做认真的记忆。大雁塘西岸那株临水而生的大柳树，大得必须三个人手拉手才能围拢，一年四季常绿不败，树旁湖水湛蓝湛蓝的，谁也说不清那儿的水有多深，鱼有多大?据说，每当月明星稀的夜晚，有一青一红两条大鱼，头比猪头还大，很有灵性，常在大柳树下游弋。平日里，树上有鹭鸶、翠鸟，周边绿广绣、卢冬冬……成百上千，经常在莲叶、水葫芦、林间纵歌、追逐、嬉闹，岸上的老鹳、大雁群，经常忘了觅食，只顾伸长脖子看热闹。”(《黄草恨》)

‘腊鲁诙谐地说，而心里却在默念“萨吐、萨吐、多谢佛祖保佑。”(腊鲁系德昂老人，该民族多信佛)上岸后，他俩(还有景颇族老女人木锐)一头钻进原始丛林，群鸟追逐喧闹。丛林深处，一忽儿明亮，一忽儿昏暗，他俩像寻食的蚂蚁艰难地攀爬前行。孔雀的几声鸣叫，使林海显得更深邃而寂静。前面出现一大片灌木和棕叶林，再跋涉一阵子，两人来到灌木林和另一片大森林交接处的山洼边。’(《香根情》)

两篇小说，处处是精彩气候、景物之刻画、铺垫、助长了叙事的情感氛围。《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之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不同的区域自然，造就不同的人群性格，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域人群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准则，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草恨》、《香根情》在边疆民族乡村叙事中对自然景观、风物、建筑、环境、气候的描写如此情有独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美学表现力。

三、边疆民族乡村叙事中的风俗画

风俗的本质是生活美，在两个子妹篇中，乡村叙事的笔调十分注重对风俗的描写，在熊寿昌先生的笔下，边疆民族乡村的乡土风俗不仅是一种美，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或者可以说是地域文化的集中表现。每一种风俗，如衣食住行等等，都有着深厚文化的内涵，是本土乡民在长期的劳作与生活中集体智慧的再现。体现了民族心理和世界观，与整个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此，笔者认为，地域文化的集中展示是《黄草恨》与《香根情》中花费笔墨最多的重头戏。

在小说里，这种风俗的集中展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的一切制约人行为的、内在的风俗画卷，自然而然流淌出人性关怀，在小说中处处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过了出洼节，瑞丽江两岸，不论中方还是缅甸，象脚鼓是号令，奘房(寺庙)是传统的活动中心，鼓声一响，所有傣族青年男女不得跳舞脚发毛，一旦跳起则舞兴未尽脚不停。”(《黄草恨》)

“那天中午一群青年人，从摆场归来，路过大雁塘边大青树下，欢兴未尽，不约而同停留相聚，有的唱有的跳，有的高声相戏。十八岁的载露，手拿根竹棍当吉他，无拘无束，自“弹”自唱，一会儿是傣调，一会儿是缅歌，一会儿把最流行的话语当歌词。一首情歌唤起了喊晃的共鸣：‘小妹啊，我爱你，我要把你带到天上去……’”(《黄草恨》)

“腊鲁(德昂族老男人)到地边砍下一段盐霜果树，刻着一个小木人，并将它破作二半，准备赠送给木锐寡妇，视为订婚信物，待她在原始森林中帮助找到了香根，瓜熟蒂落，木人合一，了结成婚大事。”(《香根情》)

饭菜已经摆好，腊鲁示出小木人郑重地说：“这是我们德昂人最传统、最庄重的订婚方法，天崩地塌不变心!”(《香根情》)

这样美的风俗画卷，笔笔都分明是在写“情”，因为社会结构的变革而生起的“情”，由生活本来的美诱发的“情”。即便是在最黑暗、苦闷的生活中，这人心所向的爱，这种源自人性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呼唤总是会成为一种推波助澜的深层动力!此种笔法无疑在主线叙事的背景中，为小说的主题加入了至为深刻的阐释。

四、边疆民族乡村叙事的审美价值

《黄草恨》、《香根情》的地域文化色彩是小说构成的重要内涵。

除了写实的方言运用以外、成就小说地域文化色彩的更是“风土人情”的描绘。

就小说乡土叙事本身来说，“风土人情”是由“人物画”、“风情画”、“风俗画”三个部分构成的。这种因为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呈现出的“异域风采”，无疑可以给予读者在审美异性上以极大的满足。因为在风俗人情的描摹中透露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征。可以这么说，地域特征决定了小说美学特征。

美国小说家兼理论家赫姆林·加兰曾经精辟地指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涌现出来的魅力。因为读者都有一个对差别感兴趣的共同点，雷同从来不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者主要是雷同，文学也就毁灭了。”赫姆林·加兰又说：“今天每种重大的、正在发展着的文学中，地方色彩都是很浓郁的。”(摘自《破碎的偶像》)郭沫若曾多次提出：“时代精神饱;地方色彩浓”这句名言，20世纪50年代，作家们尽知的口头禅。

冲着沈从文而读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汪曾祺，他在自传中写道：“沈从文”三个字对我太有吸引力了，他在联大开了三门课，多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修了。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还是他的得意高徒。沈先生住昆明呈贡乡下，我就住在他的附近，言传身教，颇得心印。汪曾祺是很强调地方色彩的。也非常强调语言。他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读汪曾祺的各种小说集，从中会读懂这位沈从文高徒关于乡土叙事的审美价值观的。从他的小说中，我们学到汪曾祺对地域色彩的注重。由此，我反复读了熊寿昌的小说之后，感到熊寿昌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形成的一种稳态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这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心理等各层面的地域文化内涵的描写，便是《黄草恨》和《香根情》这两篇小说的形中之“神”，诗中之“韵”，物中之“魂”。也是小说在边疆民族乡土叙事中，体现出的审美价值之根本。而透过乡土叙事来折射历史与现实的手法，则是作者从无意识在创作中，逐步走向有意识，再进入信马由缰的，无意识层面的超越境界。相信熊寿昌正在经越一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再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过程，再回复到“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审美超越过程一样。小说的审美价值，表现在最高境界处，便是原汁原味生活的自然流露的提升。

2009.5.12

(郑建邦，四川省作协会员、四川省美协会员、成都金牛区作协副主席)